我分享新闻和日常。尽管他报名黄埔军校的计划在父亲的激烈反对下失败了,但他依旧没有放弃投身革命的尝试。
在他遇见我之前,他本来是计划去法国留学的,母亲从小就在家中教他英语和法语。
“所以我的古文学得很差,到了大学总被教授训。”他说起来时还有点害羞。他的硬笔字写得很漂亮,架构纤细,笔画流丽,和他很像。软笔却是一窍不通,那双手似乎怎么也把控不了毛笔。
可惜留法计划因为一些说不清的因素搁置了,国内又正好遇上五四爆发,他在迷茫中接触到苏俄的革命与学说,好像黑暗中亮起一盏灯。他便留在上海,积极参与学生运动,并借书信和投稿结交了一批北平的进步青年。
我听他提起几个名字,觉得熟悉又陌生,大概是在什么书上见过,有点模糊的印象。
还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没有开口,顾林的确提起几个女生的名字,但并不频繁,好像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代表。我无法想象他谈恋爱的样子,他的热情似乎已被理想和国家占据,再容不下半分私情。
那苍白瘦削的骨架如何承载更多的激情?我尝试描摹一个场景,他与一个姑娘在灯下对坐,耳鬓厮磨,谈论革命、莫斯科与未来。
我难以接受,他甚至从未说起婚姻和家庭,或许他的志向不允许他考虑这些。
那天我下了电车,走到学校门口时还在发愣,瞥见一对情侣牵着手走过。突然涌上来的感伤淹没了我,我蹲在花坛边,掐着膝盖的手指冰冷。
我想,与他相隔九十年的我,又能以何种立场去提起这个话题呢? 某天,顾林告诉我,他准备去莫斯科留学。那是二零一五年的十月,我猛然想起,他的那个时空,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国共合作期间创立,那的确是最适合他的地方。
二十三岁的顾林,已比我初见他时要健壮一些,也黝黑一些,大概是这些年东奔西跑参与各种活动的结果。我却总想起二零一二年的冬季,他系着灰围巾,戴着细框眼镜,缩在电车座椅上读书